【紀州庵文學森林，一場料理亭與文學的相會】 專訪文訊雜誌社總編輯暨紀州庵文學森林館館長封德屏

早春的午後，坐在紀州庵文學森林裡，品著咖啡、看著小說，望著窗外絡繹不絕的遊客，很難想像五年前的紀州庵，竟是一座破舊傾頽的老房子；更難想像的是，一個世紀以前，它曾浪漫地座落於水岸旁，擁有遊河、藝伎表演以及國宴級美食的料理亭。而今，這裡則是台北市文學發展的基地，正訴說著高級料理亭與文學相遇的故事。

「Ramble Taipei 漫步台北」本周訪問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執行長及文訊雜誌總編輯的封德屏，與我們聊聊紀州庵的前世與今生；如何透過文學的連結，使紀州庵成為台北市的文學森林；以及文訊如何從一個黨營媒體轉型的歷程。

從日式高級料理亭到省府員工宿舍

「庵」指的就是用茅草搭建而成的建築，紀州庵為平松家族所開，總館設在西門町，位於同安街上的紀州庵則為分店，原以茅草搭建而成，後來因生意漸好才增加木頭或鋼筋水泥的建築；也因為分店的生意做得比總館好，平松德松乾脆結束總館的生意，專心經營紀州庵。

以茅草搭建紀州庵(圖片照自紀州庵)

負責經營紀州庵文學森林的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同時也是文訊雜誌的總編輯封德屏表示，平松家族擅於利用紀州庵臨近新店溪的水岸地形，先是招待賓客在白天時登上屋形船，遊覽新店溪風光；當時新店溪的特產為香魚，只要隨便往水裡一插就是香魚，隨後就在船上現烤來吃。下午左右回到紀州庵後，讓賓客先行洗潄更衣，再到大廣間喝茶、點菜，晚宴席間還會安排藝伎表演。據說，當時的總督府還多次包下紀州庵的外燴招待外賓，其料理之精細，可以說具有國宴的等級。

紀州庵目前僅剩離屋

紀州庵主要有三棟建築，包括主建築、大廣間及離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濟州庵曾一度作為傷患安置所；光復後，則被作為台灣省政府的員工宿舍，原只有30戶，由於來的人愈來愈多而不夠住，開始在空地上搭了許多違建。經過戰後及大火的摧殘後，主建築及大廣間毀於祝融，所剩的離屋更是殘破不堪，很難想像當年曾擁有全台少見三層樓日式房子的盛況。

封德屏指出，紀州庵的復甦應歸功台大城鄉所教授劉可強，其要求台大學生調查台北市城南的古蹟建築。當時的紀州庵儘管殘破，細緻的屋簷梁柱仍隱約暗示著曾有的繁華身世，學生們在訪談耆老時得知，「曾看過藝妓來這裡表演」，因此鍥而不捨地查閱了許多歷史與地界資料，再加上平松德松很喜歡照相，留下許多當年的照片；台大城鄉所後來還與平松家族傳人取得聯繫，進而到日本訪查，才逐一揭開紀州庵的神秘面紗。

紀州庵細緻的屋簷

紀州庵與文學間的奇妙連結

未修復前的紀州庵，原規劃做為地區停車場，由於附近有許多老榕樹，居民以保護老樹為名，反對設立停車場，當時的文化局長龍應台局長據此暫緩了停車場的規劃方案；再加上台大的調查報告出爐後，確認了紀州庵的身世與古蹟地位。在此同時，文學界已有在台北市設立文學基地的呼聲。

在文壇具有高度地位的王文興，其獲選入亞洲百大小說「家變」，即是以紀州庵做為場景。細究其背景，因為王文興的爸爸為台灣省府員工，王文興曾在紀州庵住過15年之久，使得文學家的創作與紀州庵之間，就這樣出現一條奇妙的連結。

「老天爺是否要我們轉型？」在接下紀州庵之前，封德屏心裡曾百般掙扎。由於近年來出版界相當低迷，紙本市場都在下滑，但封的心裡仍抱持著「也許喜歡歷史或愛好文學的人仍然存在，在閱讀習慣改變後，是否該用其他方式召喚出文學愛好者？」

只會編輯雜誌、毫無做生意經驗的封德屏，就在一股想要召喚更多文學愛好者的執著與傻勁下，開始學著做生意、做財務評估。原本希望能將餐廳外包，以減輕負擔，但有興趣的業者在拿著碼錶、做完市場調查後，紛紛打退堂鼓，原因就在於地處偏僻的紀州庵幾乎沒有潛在性客戶，最後封德屏也只好硬著頭皮，帶同仁們開始學習如何開餐廳。

從借廁所到認同紀州庵的鄰里互動

紀州庵在前兩年的情況，可以說是用「慘淡經營」四個字來形容。封德屏表示，在與鄰里的互動中發現，居民們其實不清楚文學是什麼，到濟州庵只想借廁所。因為居民早上都會來濟州庵附近運動，運動後最大的需求就是上廁所，這個議題同時也是里民大會中最常被提出來討論的議題。

為了拓展客源、敦親睦鄰，封德屏請辦公室同事騎摩托車載著她，一一拜訪了附近六個里的里長，用著不輪轉的台語，請里長們動員里民們來參加紀州庵的周年慶活動。台灣特有的人情發揮了作用，當天不僅有200個里民跟著在街上遊行，還請來附近河堤國小及螢橋國中的學生來表演，里長們還捐了些米粉湯與關東煮共襄盛舉，場面相當熱鬧。

封德屏表示，為答謝居民的善意與熱情，紀州庵也釋出善意，將文學森林旁的側門半掩，讓附近居民能夠方便使用廁所。幾次互動下來，有些居民看到裡面的年輕人這麼認真地工作，還會主動拿些麵線或小吃來，讓紀州庵員工心裡頭都暖暖的。

紀州庵新館

最讓封德屏感動的是，文訊兩年前在紀州庵與創世紀詩社合辦60周年的活動中，邀請了創始三巨頭張默、洛夫、瘂弦以及高中詩社，讓老、中、青三代能夠齊聚一堂，現場並由年輕人透過不同的方式演繹瘂弦的作品，過程不僅令人動容，封德屏當時心裡也更加篤定，相信透過這種動態的互動，能鼓勵更多年輕人接觸文學，並在其心中播下顆文學的種籽，期望他們長大為人師、為人父母後能夠傳承下去。

封德屏表示，過去在辦雜誌時都是紙上談兵，經營紀州庵文學森林後，卻可以實現過去無法實現的文學夢想，希望能夠透過濟州庵的平台，將愛好文學的人召喚出來，只要多召喚一個人就是收穫。雖然閱讀的方式改變了，但現在卻是個大量閱讀的時代，只是透過不同的載具呈現，但不論是透過平板或手機，未來將善用這些載具來傳達文學的美。

離屋一隅

也談談文訊吧!

從黨營媒體到自力更生

經營著紀州庵文學森林的團隊是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同時也就是文訊雜誌轉型的關鍵。

文訊，對於許多文學人而言，並不陌生。

文訊自1983年7月由國民黨文工會創辦，一開始是為文藝作家服務，負責蒐集、整理文學史料；後來文訊開始透過每期專題企畫的方式，探討不同階段的文學發展，記錄將各個階段的作家作品與學術思想。

2003年初，由於國民黨決定停止對於中央月刊、文訊等黨營媒體的補助，那時候才剛帶著同仁休假回來的封德屏，在被告知後有如晴天霹靂，回家想了一個晚上，「雖然文訊在經費上由國民黨支持，但一直以來都是以專業文學雜誌的角度在經營」，想到自己在文訊創辦第二年就來了，看著這18年的努力成果，心裡覺得既不忍、也不甘心這樣一個專業的文學雜誌就要結束了。

隔天，封德屏即打電話給熟識的媒體，告知這項訊息，這件事情不僅成為報紙文化版的頭條，還有許多學者或作家主動投書各大媒體的民意論壇聲援文訊；國民黨內亦有許多地方的縣市首長，包括馬英九、朱立倫以及胡志強表達關切。這些力量讓封德屏信心倍增，開始籌備台灣文學基金會的成立。

在設立地點的部分，由於各縣市設立基金會各有不同的門檻，有的需要1000萬元的設立基金，有的則需要300萬元，全國盤點下來，門檻最低的就是桃園縣，只要200萬元。期間當時的桃園縣長朱立倫發揮臨門一腳的關鍵作用，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因此落腳在桃園；此外，馬英九也協助籌募了許多經費，讓封德屏感念至今。

105年三月出刊的文訊

與5000萬錯身而過

當時，台南文學副館長陳昌民正好有筆蒐集資料的預算，曾致電封德屏，開價5000萬元蒐購文訊資料中心的典藏。封德屏坦承，5000萬元可以一舉解決空間與資金等重重難關，「很心動，但還是拒絕了」，因為已經和同仁約定好要一起打拚，若接受了，同仁怎麼辦？再加上文訊與資料中心早已難以切割。

文訊目前擁有10萬多件藏書、10萬本雜誌、3000多位文學作家的草稿、3000多張文學作家的照片以及累積20年的剪報資料。

就文訊的典藏來看，雖然比不上台灣大學、國家圖書館，也比不上台灣文學館，但文訊的藏品卻是小而精，每件作品都是活用的。對於文訊人而言，每件作品不僅僅是20萬冊或300萬冊的藏書數字而已。曾經有位來查資訊的人好奇地問，為什麼文訊的每本書上都貼了許多標籤紙？封德屏自豪地說，「那是因為文訊同仁把每本書都認真地閱讀過、研究過，並將這些資料在活動或雜誌中被善加利用。」

何處是兒家？

2006年，國民黨將中央黨部大樓賣給長榮集團，文訊連借用的辦公室都將無以為繼，所幸當時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慨然允諾，讓搬遷不易、擁有龐大史料的黨史館和文訊及其資料中心，可以繼續留在原址辦公，而且可以無償使用十年，僅需自付水電費。

封德屏表示，這個寬厚的決定，扭轉了文訊可能無根飄泊的命運，也讓文訊得以在資金、辦公處所等接踵而至的難關中喘息，進而在這10年間規劃並執行幾件大案。雖然已無法向張榮發先生當面致謝，文訊在今年三月份的雜誌裡也特別製作了張榮發特輯，感謝張榮發與長榮集團在文學與社會公益等領域所做的一切。

張榮發基金會

背負著國民黨的原罪，期望從文學來看文學

「覺得好累、好累，有的是身體的累，有的是心裡的累，有的則是孤立無援的累」封德屏提及這13年來自立門戶的感受。最令她感嘆的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要這麼泛政治化？只以過去的背景就否定了文訊上下同仁所有的努力，為什麼不能用文學的態度來看文學？

「這不是妥協，而是認知」，封德屏深知台灣社會因為過去的傷痕，留下了許多的仇恨和不滿，這麼多年來，文訊就像是背負著國民黨的原罪，文訊的同仁都知道自己必須比別人更努力，也相信能夠透過誠心和努力來化解所有泛政治化的阻力。

封德屏表示，為了推廣文學，他們嘗試著與其他藝術連結，希望能夠以不同的方式來呈現文學，也能夠讓民眾瞭解文訊保存文學史料的誠懇與對文學紀錄的用心。

展望未來，文訊利用前兩年的拍賣所得，開始了數位化的工作，封德屏表示，文訊雜誌是個載體，記錄著對於文學的理想，希望數位化後的資料中心有朝一日可以對外開放，讓青年學子們來借閱、影印這些文學資料，散播文學的種籽，使種籽得以萌芽與成長。

封德屏期待，幾棵樹或許無法蔚為森林，但種在人們心中的樹，匯聚起來就是一片森林。這也是紀州庵文學森林命名的由來。

新增說明文字

【糖香蔗甜重現，那美好的仗我已打過】 -專訪糖廍文史工作室負責人陳金耀

曾經，這裡只是一片荒煙漫草的空地，放眼只見三座老舊、不起眼的鐵皮屋；而今，這裡卻是一片欣欣向榮的公園，除了古蹟之外，公園裡還奢侈地在天龍國的土地上種著甘蔗。

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讓荒蕪之地變公園，又是什麼樣的動力讓居民願意站出來，共同守護著家園上的古蹟。「Ramble  Taipei 漫步台北」本周專訪糖廍文史工作室負責人、曾任大理國小的陳金耀老師，帶我們一起回顧這段糖廍的奮鬥史。

居民自覺

陳金耀表示，西園醫院在民國86年底想要擴增院區，希望能透過租用台糖土地的方式，在現今糖廍文化園區增設700床的療養病床。由於萬華附近除了西園醫院外，已有仁濟醫院與愛愛院，消息傳出後，引起附近居民的恐慌，也意外地喚起了居民們的團結。

過程中，在與社區耆老的訪談中發現，原來這三棟外觀包覆鐵皮的黑瓦屋，曾是日據時代的製糖所，後來做為台糖的台北發貨倉庫。在得知糖業與地方連結後，陳金耀開始到圖書館及文獻會查資料，獲得許多貴人相助，像是當時有個文獻會的朋友，主動提供許多照片與資料，讓糖廍在爭取公園及歷史古蹟保存的過程，得到有利的佐證。這位朋友後來也與糖廍居民成為很好的朋友。

紅磚疊砌的倉庫，別有風味

夢想成真-設立公園、認列古蹟

為了爭取設立公園、認列古蹟，大理街的居民非常團結，只要有相關的訊息或活動，開始在附近每棟大樓樓下張貼訊息、爭相走告，相約一起去抗爭，全盛時期幾乎附近每棟建築上都掛著白布條。陳金耀表示，居民的智慧與團結的力量，改變了政府原來的都市計畫，同意將該區劃為公園用地。大理街的社區運動因此在全國社區營造史上寫下了一筆，爭取的過程也納入了康軒的國中教科書以及翰林的高中地理教科書中社區參與的典範，更成為學子們的教材。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日人木下新三郎、高橋虎太與板橋林家第四代林熊徵等人於1910年成立台北製糖株式會社，為北臺灣第一家新式製糖廠；1911年設置臺北製糖所，其所製造的糖叫耕地白糖，也是當時台灣品質最高的糖。截至1942年止，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徵召壯丁當兵，缺工而被迫停工。

令人遺憾的是，自光復後到西園醫院欲強行圈地，喚起居民的自覺，這50年來竟沒有人跨過藩籬一探究竟，差點就斷了這條歷史文化的連結。據悉，日本人離台時將糖廠資料全部銷毀，幾無照片或相關資料留下。台糖接收後，一部分賣給中國時報，一部分賣給台電，一部分與市府合建國宅。剩下三棟建築，則做為台糖的發貨倉庫使用。

留下來的三座倉庫，倉庫建築本體長達50公尺、寬20公尺，紅磚疊砌、拱門、梯形柱及大跨距構架為其建築特色，這也曾是台灣最北的製糖場所。此外，還有供火車泊靠載運原料的雙翼古月台，也說明了當年糖廠與軌道運輸間的密切關係。

陳金耀與大理居民們鍥而不捨地蒐集各種資料，終於說服文資委員，台北市政府在民國92年將這三座倉庫及古月台，指定為市定第106號古蹟。

糖廍的五分車

感念貴人相助

陳金耀回憶著近20年來的奮鬥過程，感謝過程中有許多的貴人相助，才得以成功。

陳金耀透露，當時在爭取的過程中，雖曾與台糖公司有過激烈的衝突，但當時的台糖董事長錢秉才曾私下與大理社區的朋友說，如果真的將此塊地爭取為公園保留地，請社區居民一定要在公園裡面種甘蔗，尋回那份糖香蔗甜與歷史文化的根。

因為錢董事長的提議，糖廍成功爭取設立公園後，開始種甘蔗，一開始是種在花盆裡，後來才種在地上。種在地上的甘蔗也因落地生根的關係，長得特別好，現在已有三層樓高，糖廍社區自民國87年起，開始辦理青少年社區種子營，帶領小朋友瞭解社區與古蹟的歷史，每年十一月至三、四月期間，還會擇期採收甘蔗，辦理甘蔗祭等的活動。

茂盛的甘蔗園

此外，由於中國時報對文史積極地的投入與報導，讓聯合報與自由時報跟進採訪，進而使得當時所有的電視媒體都開始大幅報導，幫助糖廍順利爭取設立公園。讓陳金耀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老先生在民國91年過世前，其親信曾問過余老先生，先前答應大理街的綠化公園與地下停車場的案子，由於所需經費上億，是否還要兌現？余老先生當時已接近彌留前夕，仍堅定地回應「答應別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重信守諾的一句話，讓大理街居民感念至今，這也是糖廍公園地下停車場的由來。

革命尚未成功，仍有1000坪土地未納入公園

糖廍文化園區認列的古蹟有A、B、C三棟。A棟目前為糖業展示館，展示著台灣糖業的歷史，近期的展示裡增加了社區發展的歷史，同時也把美軍轟炸前的糖廠建物情況，以模型圖展現，讓民眾瞭解糖香蔗甜的過往。B棟則為表演場地，約可容納200人左右，在明華園沒有使用時，可租借給其他團體使用；同時為鼓勵萬華的藝文團體，舉凡萬華區團體租借者，毋須場地費，只需要支付冷氣水電費即可。C棟除了一部分為明華園的展示館外，其他地方則是明華園總團的辦公處所。

陳金耀指出，A棟及B棟所在的公園土地共有2000坪，已劃設為公園，目前C棟雖已指定為古蹟，但土地仍為台糖所有，當時由於台北市政府協助台糖公司辦理容積移轉的過程仍未完成，已有明華園出面借用，租約預定民國108年到期。大理地區居民期望C棟古蹟所在的1000坪綠地，能與A棟及B棟的所在地一樣，儘速移轉為公園。

糖廍文化園區仍有1000坪未納入公園

扮演永遠的守護者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糖廍文史工作室負責人陳金耀表示，這一條路到目前為止，走了近20年，糖廍發展的歷程可以做為台灣其他社區活動，乃至於社區總體營造的參考。

陳金耀認為，讓地區居民團結的最重要因素，在於使居民們瞭解地區的歷史，並透過活動的方式，鼓勵居民參與。因為活動不僅可以帶動社區的活力，更可以讓居民們相互認識，進而關心社區事務。此外，媒體的報導與政治人物的參與，也是幫助社區增加曝光度的重要因素。

被問到糖廍下一步的目標或計畫時，陳金耀表示，「雖打過美好的仗，但不代表擁有或佔有」，其並不想一直主導方向，未來將配合市政府規劃，扮演「守護者」的角色，忠實反應社區居民的意見。

糖廍旁的大理社區

採訪後記

早春的傍晚，趁著天氣涼爽再次造訪糖廍文化園區，儘管對於萬華已是這般熟悉，但在經過龍山寺，穿過西園路、大理街後，糖廍依舊令人驚艷，令人有種豁然開朗的舒爽，心中不禁佩服著大理地區居民在20年前已有此遠見，不僅為子孫保留下歷史文化的根，更為社區在一片水泥叢林中爭取一大片綠地。

專訪陳金耀老師

【從文化創意到社會創新，談台灣第一個社會創新基地-空總舊址】專訪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劉維公

空總舊址空拍圖(圖片來源:TAF空總創新基地網站)

「全區保留」是所有文史工作者對於史蹟留存的夢想，只是全區保留之後要做什麼呢？若只是單純地將一個地方認列為史蹟，卻放著不維修、擺著無人用，最後史蹟亦難逃敗壞的命運。

現在有很多史蹟或老房子被發掘、被活化運用，有些被做為咖啡店、有些被做為書店，面積大一點的則是設立文創園區，但除了這些選項，史蹟活化還有什麼選項？

「Ramble Taipei 漫步台北」特別邀請了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任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同時也是空總創新基地計畫協同主持人劉維公，一起來談談空總舊址的運用。

曾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劉維公，過去對於文化創意產業多所著墨，儘管真假文創爭議已時隔近一年，依然鏗鏘有力地駁斥當時的謬論，並為文創產業做出定義；同時，也闡明自己從過去倡導文化創意到現今疾呼「社會創新」的歷程，說明「社會創新」對於台灣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做為台灣第一個「社會創新」基地，如何定位。

文化創意並非特定官員所能狹隘定義

台灣去年曾經發生真假文創的爭議，在回顧此一議題時，劉維公想來亦相當感慨。劉維公表示，早在1990年代後期，國外已有將文化創意產業當成國家產業發展重點的潮流，陳水扁總統在2002年所提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中一個子計畫就包括「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若就文創的定義而言，當時即已有所定義，並非現今特定官員所能狹隘定義。

就現實層面來看，文化創意產業一直都存在，像是出版產業、流行音樂產業等，文化創意產業並非新名詞。劉維公感慨的原因在於，該官員仍停留在意識型態的操作，刻意去定義何謂文化創意，何謂文創產業；且在過程中透過民粹的方式，暗寓誰是好的文創產業、誰是不好的文創產業。

在極度民粹的氛圍裡，再加上有心人士刻意操作，劉維公指出，這樣的定義預設了立場，絕非公共政策討論的初衷，以台北文創大樓為例，當時討論的重點似乎只有權利金的多寡，好似能夠提高多少權利金的人，就是英雄，反之則為狗熊。事實上，公共政策討論的重點應該放在台北市政府的文創政策以及文化政策為何，進而再來討論台北文創大樓的定位。

台北文創大樓

文創產業只是文化政策的一環，並非全部

「文創產業只是文化政策的一環，而非文化政策的全部。」劉維公指出，英國、北歐及美國等國家創意經濟成功的原因，在於強大的文化政策，因為這些國家願意支持一些非商業、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使得文創產業在豐富的文化沃土中汲取養份而發展。相信這樣的產業鏈結構，也是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文創產業競爭時所能掌握的優勢。也許台灣在文創產業政策的發展，並不算完美。但若回歸到產業發展來說，略去非理性的因素不論，文創產業在台灣已不斷地茁壯。但令人不解的是，每次只要有新的文化首長上任，都會想要去定義一次何謂「文創產業」，條列哪些項目才屬於「文創產業」。事實上，文創產業已與許多產業結合，像是農林漁牧業。

「文創產業需要檢討，但討論不能失焦」，劉維公坦承，文化創意在產業方面確實出現部分寡斷的情況，但這是可以討論的，絕不可以因為個人價值偏好而否定文創產業，因為「台灣的文創發展已來到新階段」。

松山文創園區

文創產業就是「產品背後讓消費者或使用者心動的文化價值」

劉維公認為，文創產業就是「產品背後讓消費者或使用者心動的文化價值」，像是林懷民的雲門表演、或是百老匯的表演、或是電影，或像韓國的電視劇等等，背後所支撐的就是文化價值。若挪到國內來看，國內有些創意工作者與農民合作，賣一些文創稻米或文創農產品，背後賣的就是這份稻米或農產品背後所隱含的土地倫理或農村精神的故事，這也是讓消費者心動的文化價值。

或許有部分個人認為，台灣的文創產業只強調小確幸或只有財團賺錢而已，但事實上，台灣的文創產業已與社會不同產業結合或已經在進化中。

就類型而言，台灣的文創產業與美國狄士尼或規模市場經濟不同，台灣的文創產業走的是百年老店類型，所謂百年老店強調的是本身的價值，從這個世代到下個世代都還能歷久彌新，所仿效的對象應為義大利托斯卡尼或北歐等國家，強調小而質精的文創產業。

當然，台灣也必須發展出像誠品般的大集團，擁有能力到大陸、香港，乃至於世界各地開疆拓土，但必須強調的是，政府在鼓勵大型文創集團的同時，也不能忽略文創中小企業，因為唯有讓更多百年老店型的文創生存下來，具備市場規模的企業才能找到著力的根，才能茁壯。

現在回頭看當時真假文創的爭議，劉維公感慨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只是徒然創造假議題，造成社會對立。他強調，台灣的文化政策不能倒退，目前部分文化政策令人憂心，由於經濟與政黨鬥爭等因素，有些文化政策被民粹綁架，甚而為了選舉，扭曲了許多討論，造成了許多偏差。

「社會創新」就是要解決社會需求的問題

劉維公表示，過去只要想到「創新」，大家往往就只會想到高科技產業或發明等，但事實上，創新不能再被狹隘定義。所謂的「社會創新」就是要來解決人類社會的目前所面對的棘手問題，像是之前巴黎舉行的氣候變遷高峰會，人們開始思考如何這種解決問題。

若狹隘一點或近一點來看，「社會創新」就是要解決社會需求的問題，像是老年人口、少子化、社會福利、都市更新等；或更具體而言，台灣的公園對於孕婦、老人並不友善，因為公園的地是崎嶇不平的，常造成孕婦及老人行走不便，或者公園裡的椅凳因為材質的問題，常常因過熱無法在大熱天使用。因此從公園的友善程度，到少子化、都市更新，乃至於氣候變遷等，這些問題都是社會的需求，社會創新就是要解決社會需求的問題。

台灣過去兩年一直在倡導社會企業，但就其發展而言，社會企業仿佛一頂無形的帽子罩在企業的頭上，若缺乏良好的「社會創新」養份，將無法長久地發展。劉維公認為，社會企業若要做得有趣且規模化，需要的是社會創新。

TAF空總創意基地入口

從倡導「文化創意」到強調「社會創新」

劉維公表示，自己從倡導文化創意轉向社會創意，原因在於現在很多為了創意而創意，為了文化而文化的情況，再加上全球現在面臨許多棘手的問題，使得國家發展的基礎已逐漸被侵蝕，因此在面對公領域與私領域都出現不足時，必須鼓勵更多的設計師走向社會創新，透過回歸社會、解決社會需求的新思維與新做法，結合民間、企業以及政府的力量。

台灣的老人失智症，過去都是透過社會福利來做，但國外已有透過社會創新成功的案例。像是英國在其公部門下的設計推動委員會，開始倡導失智症若還是依賴社會福利，只是徒然拖垮國家財政的觀念，因此鼓勵國內設計師提出新的做法。在這樣的鼓勵下，英國有個團隊深知照顧失智症是件壓力很大的事，也觀察到照顧失智症最專業的是失智症家屬，因為家屬相當清楚失智症者的作息、身心狀態與需求等，從而協助家屬們在網路開設一個平台，讓失智症家屬可以互相聯繫，在遇到臨時有事的情況，可以請平台上的朋友幫忙照顧，不僅立即上手，未來還可以相互託付。

另外，英國還有個團隊發現，透過友善溫和的狗陪伴輕微失智症者散步，可以增加失智症患者的社交圈。因為類似拉不拉多這種友善溫和的狗，不僅容易惹人憐愛，更可以促進失智症患者與一般民眾的對話。

劉維公強調，社會創新是解決人類需求問題，必須要從社會脈絡中來思考，必須在行為層面改變才能做到，所以是種普遍性、全面性的力量，必須整個環節動起來，非靠單一因素所能解決。

空總舊址成為台灣第一個「社會創新」基地

台灣社會過去對於空總舊址有許多的的想像，像是打造像日本的六本木，或是蓋成像紐約的中央公園，或蓋社會住宅等等。劉維公指出，在被指定為古蹟後，前年已由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拍板暫停開發後。劉維公認為，不論是六本本、中央公園乃至於社會住宅，對於台灣而言都沒有急迫性，因而大膽建議前院長毛治國將選擇權留給下一代，採取「古蹟活化、全區保留」的方式。

劉維公進一步指出，若古蹟僅僅是全區保留，在沒有做為的情況下，仍是會壞掉。由於空總舊址仍可使用，做為空總創新基地計畫協同主持人的劉維公，想倡導的並不是另一個文化園區，也不是複製矽谷經驗，而是讓空總舊址成為台灣第一個社會創新的基金。

空總舊址內的古蹟

「城中村」的方式，是創新基地的發展模式，也就是說空總舊址中將設立一些文化村、科技村，引進不同的團隊，帶來各種多元、前端的做法。由於台灣過去被BOT、ROT給制式化，希望能夠打破這種制式的做法，提供舞台給國際人才。像是目前進駐的台灣好基金會，即是利用廢紙、廢木材來做再生藝術創作，未來也將有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將進駐。

就經費的部分，劉維公說，空總創新基金透過修膳房舍的費用來扺用營運金及租金的作法，同時也訂下使用年限的規定。這樣的設計主要著眼於使用者比較清楚未來要如何運用有限的空間，在修膳部分不僅會修得很好，且會採取較高的標準。但若是由公部門來修，依據過去經驗，廠商每每僅以通過驗收為最高標準，得過且過。

劉維公表示，空總創新基地希望能挑戰新的思維，找到新的做法，讓更多有想法的人或點子能夠發聲。在此也呼籲有志之士共襄盛舉，他強調，這與協同合作、分享經濟的概念很像，政府不再是大政府，而是大家一起帶想法、帶資金來，期待台灣不會只有一個空總，不會只有一個創新基金，同時也期待新政府能在這樣的想法上，持續發展。

(空總舊址身世)

1939 台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成立。

1945 由台灣省政府接收，稱為「工業試驗所大安所」。

1949 將大安所內全數房借予空軍作為司令部使用。

2012 空軍總部遷離

2015 台北市政府認列為古蹟

2015 成立「TAF空總創新基地」，成為台灣第一個社會創新的基地

【台灣不同時期的建築特色】專訪手繪古蹟達人徐逸鴻

北門

走在街頭，常常會發現許多不同樣式的古蹟與歷史建築物，有的是北方式的宮殿建築，有的是日本和式建築，有的則是仿巴洛克式的建築。新舊交雜的建築，讓台北街頭更加生動有趣，也令人不由得站在街頭多看幾眼，想像著建築物背後的歷史背景。

為了進一步瞭解各式史蹟的建築背景與特色，「Ramble Taipei 漫步台北」特別訪問了新生代的手繪古蹟建築達人徐逸鴻，解說台灣在清朝與日本統治時期的建築特色。徐逸鴻先生係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的碩士，目前就讀於北京清華大學建築歷史與文物建築保護研究所博士班，著有《圖說艋舺龍山寺》、《圖說清代台北城》、以及《圖說日治台北城》等系列手繪古蹟典籍。

清代的建築特色

經歷了日本統治與國民政府等階段的都市開發，台北街頭的清代建築不多。以老台北城為例，目前所能見到的只有幾個城門，除西門已於日據時代被拆除外，光復後東門、南門及小南門都已被改建，目前僅剩北門算是原汁原味的清代建築。北門近來又因拆除忠孝橋引道，讓民眾得以好好地一覽全貌。

徐逸鴻表示，清朝時期的建築，主要的外觀特色為「燕尾翹脊」。「燕尾翹脊」係指建築物主脊朝上微彎、兩端外沿向上翹起並分叉的曲線，形如燕子尾，這也是學界所稱的「馬背」或匠師口中的「額頭」。過去認為，「燕尾翹脊」並非一般人家所能使用，只有官府可以使用，或者家裡有人中了舉人或進士才能使用。另外，寺廟也可使用「燕尾翹脊」，因為神的地位超越了一般人。

燕尾翹脊

除了北門外，台北目前大概只有萬華的祖師廟、淡水的福祐宮以及植物園中的欽差行臺等處，具備清朝時期的建築特色。

很多人也許會好奇，龍山寺興建於清朝(1738年)，難道不算是清朝時期的建築代表嗎？徐逸鴻表示，台灣的傳統建築興起於清朝，到日本時代達到鼎盛，多數建築或許於清朝年間興建，但像是龍山寺或保安宮等，均於日本大正年間改建或擴建，應歸類為日本統治時代的漢人建築代表。

祖師廟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建築特色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建築，分為漢人與日本人兩大系統。自中國大陸移居來台的漢人建造漢人的建築，用的是自己的匠師與工班，以龍山寺與保安宮為代表。

日本人統治台灣後，大量引進西洋建築，讓台灣的建築界出現了結構性的改變，不僅在大學設立建築系，更樹立了現代的建築方式。

由於日本當時強調「脫亞入歐」，全面西化，在建築方面學習英國。徐逸鴻指出，日本政府當時曾經找了個英國老師到東京教授西洋建築，這套西洋建築系統與日本原本的建築系統大相逕庭。日本人在學習了英國的建築系統後，派了建築界第二代及第三代到台灣，同時也奠定台灣現代建築的基礎。

1.前期-醉心於維多利亞式的紅磚建築

日本統治前期的建築特色是紅磚，建築外觀多為仿維多利亞式的紅白相間建築，像是總統府、專賣局、西門紅樓以及台大醫院。由於當時燒製紅磚的技術已經到達相當成熟的境界，像是台大醫院，幾乎全用紅磚砌成，令人嘆為觀止。

不同的是，總統府外觀雖為紅白相間風格，卻已非紅磚砌造。因為總統府在設計建造時，當時的技術已進化至鋼筋混凝土，但日人在外觀上仍醉心維多利亞式風格，因此在外觀上改採貼磚的方式呈現。總統府可以說是台灣官方建築最早的二丁掛代表。

維多利亞式風格的台大醫院舊館

2.中後期-以貼磁磚為主要風格

日本統治的中後期，以貼瓷磚為主要風格，一開始貼的是紅色，後來才改貼其他顏色的磚，像是中山堂，外觀貼著墨綠色的磁磚。

總統府的磚紅色並非真正的磚頭

3.巴洛克風格-以台北賓館為代表

日本時代另一個建築主流則是巴洛克風格。文藝復興的後期，在西洋古典的基礎下，開始將一些元素排列組合，像是圓拱、弧拱等；巴洛克風格則是將建築與雕塑結合，透過泥塑、雕刻等誇大的方式展現，希望塑造華麗浪漫的戲劇性效果，官方建築以台北賓館為代表。

徐逸鴻說，日人興建台北賓館後，樹立了官方的標準，連帶也影響了民間的建築，因而有些富商所蓋的洋樓均紛紛仿效，以巴洛克風格為主。日本在建設台灣時公共建築，可以說深刻地影響台灣民間的建築。

台北賓館

4.日式建築-以神社、寺廟為主

除了西洋建築外，日本人也帶來了自己的建築風格，主要為神社及其寺廟，像是中正紀念堂附近有座東和禪寺，過去是很大的寺廟，目前僅遺留觀音禪堂部分。

另外，圓山有個臨濟護國禪寺，其正殿就是個標準的日本式木造佛殿。日本的佛寺建築在1930年代很多都改為水泥式的建築，主要原因在於，日本人來台初期，大量使用日本木頭，蓋了許多木造建築，最後都不敵台灣的白蟻與颱風，不是被啃蝕一空，就是被颱風吹垮。

臨濟護國禪寺的木造大殿在台灣算是經典式的日式木造建築。徐逸鴻認為，日本雖強調「脫亞入歐」，表面學習的是歐美思想與技術，但在寺廟及神社的建築仍採取日式傳統建築式樣，也反應出日人無論如何強調維新，心裡最深處仍是想守住原來的傳統與文化。

臨濟護國禪寺大殿

採訪後記：

訪談後，徐老師隨即手繪艋舺龍山寺送給我，手繪過程不到30秒，當場展現雄厚的手繪建築物功力，令人又驚又喜。同時徐老師也透露，他將繼艋舺及大稻埕文化地圖後，在今年四月間出版「台北城文化地圖」，我們期待「台北城文化地圖」的問世，也希望屆時再次邀請徐老師上節目，暢談文化地圖及古蹟保存等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