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4日 星期三

【從文化創意到社會創新,談台灣第一個社會創新基地-空總舊址】專訪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劉維公

空總舊址空拍圖(圖片來源:TAF空總創新基地網站)
「全區保留」是所有文史工作者對於史蹟留存的夢想,只是全區保留之後要做什麼呢?若只是單純地將一個地方認列為史蹟,卻放著不維修、擺著無人用,最後史蹟亦難逃敗壞的命運。

現在有很多史蹟或老房子被發掘、被活化運用,有些被做為咖啡店、有些被做為書店,面積大一點的則是設立文創園區,但除了這些選項,史蹟活化還有什麼選項?

Ramble Taipei 漫步台北」特別邀請了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任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同時也是空總創新基地計畫協同主持人劉維公,一起來談談空總舊址的運用。

曾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劉維公,過去對於文化創意產業多所著墨,儘管真假文創爭議已時隔近一年,依然鏗鏘有力地駁斥當時的謬論,並為文創產業做出定義;同時,也闡明自己從過去倡導文化創意到現今疾呼「社會創新」的歷程,說明「社會創新」對於台灣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做為台灣第一個「社會創新」基地,如何定位。



文化創意並非特定官員所能狹隘定義

台灣去年曾經發生真假文創的爭議,在回顧此一議題時,劉維公想來亦相當感慨。劉維公表示,早在1990年代後期,國外已有將文化創意產業當成國家產業發展重點的潮流,陳水扁總統在2002年所提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中一個子計畫就包括「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若就文創的定義而言,當時即已有所定義,並非現今特定官員所能狹隘定義。

就現實層面來看,文化創意產業一直都存在,像是出版產業、流行音樂產業等,文化創意產業並非新名詞。劉維公感慨的原因在於,該官員仍停留在意識型態的操作,刻意去定義何謂文化創意,何謂文創產業;且在過程中透過民粹的方式,暗寓誰是好的文創產業、誰是不好的文創產業。

在極度民粹的氛圍裡,再加上有心人士刻意操作,劉維公指出,這樣的定義預設了立場,絕非公共政策討論的初衷,以台北文創大樓為例,當時討論的重點似乎只有權利金的多寡,好似能夠提高多少權利金的人,就是英雄,反之則為狗熊。事實上,公共政策討論的重點應該放在台北市政府的文創政策以及文化政策為何,進而再來討論台北文創大樓的定位。

台北文創大樓

文創產業只是文化政策的一環,並非全部

「文創產業只是文化政策的一環,而非文化政策的全部。」劉維公指出,英國、北歐及美國等國家創意經濟成功的原因,在於強大的文化政策,因為這些國家願意支持一些非商業、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使得文創產業在豐富的文化沃土中汲取養份而發展。相信這樣的產業鏈結構,也是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文創產業競爭時所能掌握的優勢。也許台灣在文創產業政策的發展,並不算完美。但若回歸到產業發展來說,略去非理性的因素不論,文創產業在台灣已不斷地茁壯。但令人不解的是,每次只要有新的文化首長上任,都會想要去定義一次何謂「文創產業」,條列哪些項目才屬於「文創產業」。事實上,文創產業已與許多產業結合,像是農林漁牧業。


「文創產業需要檢討,但討論不能失焦」,劉維公坦承,文化創意在產業方面確實出現部分寡斷的情況,但這是可以討論的,絕不可以因為個人價值偏好而否定文創產業,因為「台灣的文創發展已來到新階段」。

松山文創園區

文創產業就是「產品背後讓消費者或使用者心動的文化價值」

劉維公認為,文創產業就是「產品背後讓消費者或使用者心動的文化價值」,像是林懷民的雲門表演、或是百老匯的表演、或是電影,或像韓國的電視劇等等,背後所支撐的就是文化價值。若挪到國內來看,國內有些創意工作者與農民合作,賣一些文創稻米或文創農產品,背後賣的就是這份稻米或農產品背後所隱含的土地倫理或農村精神的故事,這也是讓消費者心動的文化價值。

或許有部分個人認為,台灣的文創產業只強調小確幸或只有財團賺錢而已,但事實上,台灣的文創產業已與社會不同產業結合或已經在進化中。

就類型而言,台灣的文創產業與美國狄士尼或規模市場經濟不同,台灣的文創產業走的是百年老店類型,所謂百年老店強調的是本身的價值,從這個世代到下個世代都還能歷久彌新,所仿效的對象應為義大利托斯卡尼或北歐等國家,強調小而質精的文創產業。

當然,台灣也必須發展出像誠品般的大集團,擁有能力到大陸、香港,乃至於世界各地開疆拓土,但必須強調的是,政府在鼓勵大型文創集團的同時,也不能忽略文創中小企業,因為唯有讓更多百年老店型的文創生存下來,具備市場規模的企業才能找到著力的根,才能茁壯。

現在回頭看當時真假文創的爭議,劉維公感慨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只是徒然創造假議題,造成社會對立。他強調,台灣的文化政策不能倒退,目前部分文化政策令人憂心,由於經濟與政黨鬥爭等因素,有些文化政策被民粹綁架,甚而為了選舉,扭曲了許多討論,造成了許多偏差。

「社會創新」就是要解決社會需求的問題

劉維公表示,過去只要想到「創新」,大家往往就只會想到高科技產業或發明等,但事實上,創新不能再被狹隘定義。所謂的「社會創新」就是要來解決人類社會的目前所面對的棘手問題,像是之前巴黎舉行的氣候變遷高峰會,人們開始思考如何這種解決問題。

若狹隘一點或近一點來看,「社會創新」就是要解決社會需求的問題,像是老年人口、少子化、社會福利、都市更新等;或更具體而言,台灣的公園對於孕婦、老人並不友善,因為公園的地是崎嶇不平的,常造成孕婦及老人行走不便,或者公園裡的椅凳因為材質的問題,常常因過熱無法在大熱天使用。因此從公園的友善程度,到少子化、都市更新,乃至於氣候變遷等,這些問題都是社會的需求,社會創新就是要解決社會需求的問題。

台灣過去兩年一直在倡導社會企業,但就其發展而言,社會企業仿佛一頂無形的帽子罩在企業的頭上,若缺乏良好的「社會創新」養份,將無法長久地發展。劉維公認為,社會企業若要做得有趣且規模化,需要的是社會創新。

TAF空總創意基地入口

從倡導「文化創意」到強調「社會創新」

劉維公表示,自己從倡導文化創意轉向社會創意,原因在於現在很多為了創意而創意,為了文化而文化的情況,再加上全球現在面臨許多棘手的問題,使得國家發展的基礎已逐漸被侵蝕,因此在面對公領域與私領域都出現不足時,必須鼓勵更多的設計師走向社會創新,透過回歸社會、解決社會需求的新思維與新做法,結合民間、企業以及政府的力量。

台灣的老人失智症,過去都是透過社會福利來做,但國外已有透過社會創新成功的案例。像是英國在其公部門下的設計推動委員會,開始倡導失智症若還是依賴社會福利,只是徒然拖垮國家財政的觀念,因此鼓勵國內設計師提出新的做法。在這樣的鼓勵下,英國有個團隊深知照顧失智症是件壓力很大的事,也觀察到照顧失智症最專業的是失智症家屬,因為家屬相當清楚失智症者的作息、身心狀態與需求等,從而協助家屬們在網路開設一個平台,讓失智症家屬可以互相聯繫,在遇到臨時有事的情況,可以請平台上的朋友幫忙照顧,不僅立即上手,未來還可以相互託付。

另外,英國還有個團隊發現,透過友善溫和的狗陪伴輕微失智症者散步,可以增加失智症患者的社交圈。因為類似拉不拉多這種友善溫和的狗,不僅容易惹人憐愛,更可以促進失智症患者與一般民眾的對話。

劉維公強調,社會創新是解決人類需求問題,必須要從社會脈絡中來思考,必須在行為層面改變才能做到,所以是種普遍性、全面性的力量,必須整個環節動起來,非靠單一因素所能解決。


空總舊址成為台灣第一個「社會創新」基地

台灣社會過去對於空總舊址有許多的的想像,像是打造像日本的六本木,或是蓋成像紐約的中央公園,或蓋社會住宅等等。劉維公指出,在被指定為古蹟後,前年已由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拍板暫停開發後。劉維公認為,不論是六本本、中央公園乃至於社會住宅,對於台灣而言都沒有急迫性,因而大膽建議前院長毛治國將選擇權留給下一代,採取「古蹟活化、全區保留」的方式。


劉維公進一步指出,若古蹟僅僅是全區保留,在沒有做為的情況下,仍是會壞掉。由於空總舊址仍可使用,做為空總創新基地計畫協同主持人的劉維公,想倡導的並不是另一個文化園區,也不是複製矽谷經驗,而是讓空總舊址成為台灣第一個社會創新的基金。

空總舊址內的古蹟
「城中村」的方式,是創新基地的發展模式,也就是說空總舊址中將設立一些文化村、科技村,引進不同的團隊,帶來各種多元、前端的做法。由於台灣過去被BOTROT給制式化,希望能夠打破這種制式的做法,提供舞台給國際人才。像是目前進駐的台灣好基金會,即是利用廢紙、廢木材來做再生藝術創作,未來也將有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將進駐。

就經費的部分,劉維公說,空總創新基金透過修膳房舍的費用來扺用營運金及租金的作法,同時也訂下使用年限的規定。這樣的設計主要著眼於使用者比較清楚未來要如何運用有限的空間,在修膳部分不僅會修得很好,且會採取較高的標準。但若是由公部門來修,依據過去經驗,廠商每每僅以通過驗收為最高標準,得過且過。

劉維公表示,空總創新基地希望能挑戰新的思維,找到新的做法,讓更多有想法的人或點子能夠發聲。在此也呼籲有志之士共襄盛舉,他強調,這與協同合作、分享經濟的概念很像,政府不再是大政府,而是大家一起帶想法、帶資金來,期待台灣不會只有一個空總,不會只有一個創新基金,同時也期待新政府能在這樣的想法上,持續發展。




(空總舊址身世)
1939 台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成立。
1945 由台灣省政府接收,稱為「工業試驗所大安所」。
1949 將大安所內全數房借予空軍作為司令部使用。
2012 空軍總部遷離
2015 台北市政府認列為古蹟
2015 成立「TAF空總創新基地」,成為台灣第一個社會創新的基地

















2016年2月18日 星期四

【台灣不同時期的建築特色】專訪手繪古蹟達人徐逸鴻

北門

走在街頭,常常會發現許多不同樣式的古蹟與歷史建築物,有的是北方式的宮殿建築,有的是日本和式建築,有的則是仿巴洛克式的建築。新舊交雜的建築,讓台北街頭更加生動有趣,也令人不由得站在街頭多看幾眼,想像著建築物背後的歷史背景。

為了進一步瞭解各式史蹟的建築背景與特色,「Ramble Taipei 漫步台北」特別訪問了新生代的手繪古蹟建築達人徐逸鴻,解說台灣在清朝與日本統治時期的建築特色。徐逸鴻先生係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的碩士,目前就讀於北京清華大學建築歷史與文物建築保護研究所博士班,著有《圖說艋舺龍山寺》、《圖說清代台北城》、以及《圖說日治台北城》等系列手繪古蹟典籍。

清代的建築特色

經歷了日本統治與國民政府等階段的都市開發,台北街頭的清代建築不多。以老台北城為例,目前所能見到的只有幾個城門,除西門已於日據時代被拆除外,光復後東門、南門及小南門都已被改建,目前僅剩北門算是原汁原味的清代建築。北門近來又因拆除忠孝橋引道,讓民眾得以好好地一覽全貌。

徐逸鴻表示,清朝時期的建築,主要的外觀特色為「燕尾翹脊」。「燕尾翹脊」係指建築物主脊朝上微彎、兩端外沿向上翹起並分叉的曲線,形如燕子尾,這也是學界所稱的「馬背」或匠師口中的「額頭」。過去認為,「燕尾翹脊」並非一般人家所能使用,只有官府可以使用,或者家裡有人中了舉人或進士才能使用。另外,寺廟也可使用「燕尾翹脊」,因為神的地位超越了一般人。

燕尾翹脊

除了北門外,台北目前大概只有萬華的祖師廟、淡水的福祐宮以及植物園中的欽差行臺等處,具備清朝時期的建築特色。
很多人也許會好奇,龍山寺興建於清朝(1738),難道不算是清朝時期的建築代表嗎?徐逸鴻表示,台灣的傳統建築興起於清朝,到日本時代達到鼎盛,多數建築或許於清朝年間興建,但像是龍山寺或保安宮等,均於日本大正年間改建或擴建,應歸類為日本統治時代的漢人建築代表。



祖師廟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建築特色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建築,分為漢人與日本人兩大系統。自中國大陸移居來台的漢人建造漢人的建築,用的是自己的匠師與工班,以龍山寺與保安宮為代表。

日本人統治台灣後,大量引進西洋建築,讓台灣的建築界出現了結構性的改變,不僅在大學設立建築系,更樹立了現代的建築方式。

由於日本當時強調「脫亞入歐」,全面西化,在建築方面學習英國。徐逸鴻指出,日本政府當時曾經找了個英國老師到東京教授西洋建築,這套西洋建築系統與日本原本的建築系統大相逕庭。日本人在學習了英國的建築系統後,派了建築界第二代及第三代到台灣,同時也奠定台灣現代建築的基礎。

1.前期-醉心於維多利亞式的紅磚建築
日本統治前期的建築特色是紅磚,建築外觀多為仿維多利亞式的紅白相間建築,像是總統府、專賣局、西門紅樓以及台大醫院。由於當時燒製紅磚的技術已經到達相當成熟的境界,像是台大醫院,幾乎全用紅磚砌成,令人嘆為觀止。

不同的是,總統府外觀雖為紅白相間風格,卻已非紅磚砌造。因為總統府在設計建造時,當時的技術已進化至鋼筋混凝土,但日人在外觀上仍醉心維多利亞式風格,因此在外觀上改採貼磚的方式呈現。總統府可以說是台灣官方建築最早的二丁掛代表。

維多利亞式風格的台大醫院舊館


2.中後期-以貼磁磚為主要風格
日本統治的中後期,以貼瓷磚為主要風格,一開始貼的是紅色,後來才改貼其他顏色的磚,像是中山堂,外觀貼著墨綠色的磁磚。

總統府的磚紅色並非真正的磚頭

3.巴洛克風格-以台北賓館為代表
日本時代另一個建築主流則是巴洛克風格。文藝復興的後期,在西洋古典的基礎下,開始將一些元素排列組合,像是圓拱、弧拱等;巴洛克風格則是將建築與雕塑結合,透過泥塑、雕刻等誇大的方式展現,希望塑造華麗浪漫的戲劇性效果,官方建築以台北賓館為代表。

徐逸鴻說,日人興建台北賓館後,樹立了官方的標準,連帶也影響了民間的建築,因而有些富商所蓋的洋樓均紛紛仿效,以巴洛克風格為主。日本在建設台灣時公共建築,可以說深刻地影響台灣民間的建築。

台北賓館

4.日式建築-以神社、寺廟為主
除了西洋建築外,日本人也帶來了自己的建築風格,主要為神社及其寺廟,像是中正紀念堂附近有座東和禪寺,過去是很大的寺廟,目前僅遺留觀音禪堂部分。

另外,圓山有個臨濟護國禪寺,其正殿就是個標準的日本式木造佛殿。日本的佛寺建築在1930年代很多都改為水泥式的建築,主要原因在於,日本人來台初期,大量使用日本木頭,蓋了許多木造建築,最後都不敵台灣的白蟻與颱風,不是被啃蝕一空,就是被颱風吹垮。

臨濟護國禪寺的木造大殿在台灣算是經典式的日式木造建築。徐逸鴻認為,日本雖強調「脫亞入歐」,表面學習的是歐美思想與技術,但在寺廟及神社的建築仍採取日式傳統建築式樣,也反應出日人無論如何強調維新,心裡最深處仍是想守住原來的傳統與文化。


臨濟護國禪寺大殿

採訪後記:
訪談後,徐老師隨即手繪艋舺龍山寺送給我,手繪過程不到30秒,當場展現雄厚的手繪建築物功力,令人又驚又喜。同時徐老師也透露,他將繼艋舺及大稻埕文化地圖後,在今年四月間出版「台北城文化地圖」,我們期待「台北城文化地圖」的問世,也希望屆時再次邀請徐老師上節目,暢談文化地圖及古蹟保存等議題。






2016年2月12日 星期五

【台灣哪個地方的人最會做生意?】-專訪大稻埕逍遙遊導覽老師葉倫會












猶太人很會做生意,舉世皆知;台灣有個地方的人也很會做生意,這個地方在哪裡,竟然能夠讓一個曬稻穀的地方,成為北台灣最繁榮的地方?原因何在?

1853年「頂下郊拼」後,同安人戰敗移居大稻埕,造成大稻埕興起,甚而超越艋舺,成為台北最繁榮的地方。很多人對於「頂下郊拼」的歷史耳熟能詳,卻不明白為什麼一群戰敗的人能夠讓地方興盛,心裡更質疑同安人真的這麼厲害嗎?竟然能夠讓一個原本只是曬稻穀的地方,點石成金,成為當時北台灣最繁榮的地方。

為瞭解大稻埕崛起的歷史背景,「Ramble Taipei漫步台北」專訪了大稻埕逍遙遊的導覽老師葉倫會,深度剖析大稻埕崛起的背景。葉倫會原為海關博物館首任館長,原為增加海關博物館能見度,在霞海城隍廟於民國86年欲舉辦逍遙遊導覽時,向廟方毛遂自薦擔任導覽義工,迄今已帶過856次的導覽。

大稻埕地名的由來
「稻埕」指的就是曬稻穀的地方,由於大稻埕地區原為一大片水田,台灣稻作有兩期收穫,收成後需要曬稻穀,因其附近有個特別大的曬稻穀地方,取名叫做「大稻埕」。

葉倫會表示,造成大稻埕的崛起因素很多,主要分為地理與歷史兩大因素。

一、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部分。台北地區剛開始發展的地方為新莊,而非艋舺,但由於新莊地區河道淤積後,逐漸移至艋舺發展。1853年後,艋舺地帶的淡水河道也開始淤積,因而商業活動開始漸漸移至大稻埕發展。

二、歷史因素
歷史因素部分較為複雜。由於台灣自古為移民社會,早期移民為了生活、為了爭地盤,往往逞勇鬥強,常有械鬥事件發生,從最早的閩客械鬥到漳泉械鬥,都是如此。規模最大的漳泉械鬥就是「頂下郊拼」。

移民於艋舺的兩大族群,一為福建泉州同安籍移民,另一群則為三邑(晋江、惠安、南安)人,因為爭地盤與信仰上的差異,多次發生械鬥,發生於1853年的「頂下郊拼」則是最大規模的械鬥,結果造成同安人戰敗大規模移居大稻埕,造成大稻埕崛起。


葉倫會認為,除了同安人較會做生意之外,大稻埕的崛起還有三個主要因素,包括交通、開放通商口岸以及優質的台灣人。

1.交通-河運、鐵路及公路的匯聚點
交通部分,當時的大稻埕是河運、鐵路及公路的匯聚點。由於淡水河是台灣20大河系中,唯一具有航運便利的河道,讓沿岸生產的農作物得以運出,改善農民生活;艋舺碼頭淤積後,主要的商業活動逐漸地移至大稻埕。

劉銘傳於1887年完成台北至基隆的鐵路,1889年規劃台北至新竹段,當時的台北火車站就是設置在大稻埕。公路方面,日本人統治台灣後,可以進出台北城有四座橋,包括:台北橋、明治橋(中山橋)、昭和橋(光復橋)、川端橋(中正橋)。台北橋則是唯一通縱貫公路的橋,當時沒有重慶北路,以延平北路為出入口。

2.開放通商口岸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則是開放通商口岸。1842年,清朝鴉片戰爭戰敗後,簽訂南京條約,其中包括割讓香港,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口商。葉倫會表示,過去歷史課本以喪權辱國做為開放通商口岸的詮釋,但若就歷史的發展來看,原來的香港與上海都僅僅是個小漁村,但開放通商後,香港被譽為維多利亞女王王冠的鑽石,上海則成為全亞洲最大的都市。

1858年及1860年分別簽訂的中英、中法天津及北京條約,其中一項條件包括開放淡水做為通商口岸。而所謂淡水河港的範圍包括淡水河口上的艋舺及大稻埕,然由於艋舺港口逐漸淤積,而逐漸移至大稻埕。

3.具備冒險犯難特質
大稻埕開放為通商口岸後,開始設置洋行,同時也帶來了外來的技術、資金以及新文化,商人因此賺錢,賺錢後衣錦返回家鄉,吸引了家鄉中勇於冒險犯難的人,一起到大稻埕發展。新血的加入,使得大稻埕一時人才濟濟、百家爭鳴,因而諦造了發展的高峰。

葉倫會表示,自由化,或許應該說是接受競爭,是世界各國持續發展的重要關鍵,若不接受競爭,就將像古巴一樣,因為封鎖而沒落。歷史文化長遠來看,沒有是非對錯,也沒有優勝劣敗,只有觀點不同。過去被認為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卻成為地方發展的契機。落差之大,令人喟嘆,這也是台灣在面對服貿、貨貿,乃至於TPP時,所應反思的。




採訪後記:
葉老師具備著博物館人勇於學習、樂於分享的特質,不僅侃侃而談大稻埕的歷史與文化發展,心中亦彷彿有張無形的地圖,細數大稻埕各條街的商家與傳承。採訪過程中,還主動提及最近看了一篇谷口治郎在「悠悠哉哉」的漫畫,葉老師希望「台北不僅僅是個地名,更希望台北成為一個傳承的精神。」我們也期望將這份精神傳承下去,讓台北成為一個有歷史、有文化、有深度的城市,將台北的美、台灣的好介紹給世界各地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