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20周年校慶看台灣教育發展史】

1895年設立芝山巖學堂

台灣的教育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連橫在台灣通史序中所描述的「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最為貼切。台灣的教育可以遠溯至荷蘭及西班牙的傳教士為了傳教所設立的學校，教導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教義或教禮，以養成傳教士為主。

鄭經時期，陳永華曾請建聖廟、立學校，在台南孔廟建成「全台首學」。清代時期對於教育亦相當重視，開始在設置各級儒學，強調識字與知書達禮，教授的機構以官設義學、私塾、學堂或書院為主。日據時代，則可以說是台灣「近代學校」的開始。

為瞭解台灣近代教育的歷史，「Ramble Taipei漫步台北」特別專訪了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主任張欽鵬，為我們解說台灣的教育發展史。

近代學校的起源

所謂「近代學校」是19世紀西方國家的產物，當時新成立的民族國家為了從教會手中奪回對國民的教育權，藉由教育內容進行國民統合，有組織地傳達一種價值與知識體系。也就是說，國家要發展自己的語言、詮釋自我的歷史以及版圖，在學校中統一教授國語、歷史以及地理等科目。

台灣在1895年割讓給日本，日本為了有效統治台灣，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殖民與同化。當時總督府下設民政、陸政及海政等組織，歸屬於民政下的第一位學務部長伊澤休二，其認為治理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讓台灣人聽得懂日本人所講的話。

清代劉銘傳曾在大稻埕設立西學堂，張欽鵬表示，伊澤休二廢止該學堂後，原打算在大稻埕設立新的學堂，卻因遭到當地文人扺抗而作罷；轉而在文風鼎盛、曾有士子如林美譽的士林地區，設立芝山巖學堂，培養通譯人才。

芝山巖學堂舊址

後來發生六名日本老師被士林附近抗日民眾殺害的「芝山巖事件」，震驚日本當局，遭到在台日軍嚴厲報復，不僅停課三個月，並將學校暫時遷至萬華祖師廟。為了管理方便，日本政府選擇在總督府旁的原城南孔廟處興建新校舍，於1896年設立「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這也是現今愛國西路台北市立大學所在地。而選擇在原孔廟的興建新式學校，也帶有日本政府想推翻中國文化傳統，殖民統治台灣的意識考量。

師範教育與附屬學校先行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最初設有師範部與語學部，著眼於培養師資及通譯人才，這是台灣師範教育之始。同年在國語學校下設三所附屬學校，包括第一附屬學校(士林國小)、第二附屬學校(老松國小)以及第三附屬學校(大龍國小)。

台灣師範教育發源地

歷次「台灣教育令」反應不同時期的教育政策

日本在台灣的教育政策主要分為幾個階段，張欽鵬指出，日本政府歷次頒發的「台灣教育令」可做為不同階段的分水嶺。

日本統治初期(1895年至1919年)並無明確的方針，以語言教育為主，其次才是給予德教和實用的知識。

1919年頒發「台灣教育令」後，以同化為主要目的；1922年頒布新「台灣教育令」，其目的在於實施日台共學制度，中等學校以上為日台共學，初等教育部分則是日籍子弟讀小學校，台籍子弟讀公學校。

1941年公布的第三次「台灣教育令」，時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在台發起皇民化運動，要讓台灣人徹底地皇民化，台灣的小學校和公學校也因此改稱為「國民學校」。

士林國小前身八芝蘭公學校

日式近代學校教學特色

1.集中授課、照表操課

張欽鵬表示，清代教學以科舉為主要的目的，教授四書五經，不同年齡的依照自己的進度，各自讀各自的書，夫子只能依個別進度叫來前面背書。作息則以夫子的時間為主，沒有固定上下課時間，這部分，胡適在其患有眼翳病一文中曾提及。

日本設立學校後，開始規劃學區，並頒訂一致的教學版本；同時也開始依照不同的年紀，制訂課表，由老師站在前面統一授課。學期制及放假日的規定，也是從日本開始的。

2.強調公民與道德、體能以及儀式性活動

張欽鵬指出，日本公學校的課程強調修身課，很像是我們所講的公民與道德。1898年總督府制定「台灣公學校規則」，其中規則第四條規定教授科目為：修身、國語、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以及體操等八個科目。

過去中國人曾被稱做東亞病夫，「辮髮、纏足、吸鴉片」為當時日本人口中台灣人的三大陋息。體操課的目的在使四肢動作機靈、身體健康。體操課的訓練在培訓紀律與一致性的行動，操作方式很像我們小學時「立正！」「向右看齊！」整體移動隊伍時「齊步走！」一面數著「一、一、一二一」，在訓練身體的同時，也讓小朋友從小習於服從口令與整體行動一致。

日本強調軍國主義，在每個學校都設有司令台，每天都要升旗以及精神講話，這個做法也延續至國民政府時期。

士林國小操場及司令臺

歡慶呷百二的老松國小

位於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旁的老松國小，最早的發源地在現今環河南路上的高氏宗祠，其原為學海書院，1896年設立「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後，開始教授國語課程，後遷至祖師廟，利用寺廟的廂房授課；桂林路現址完成後才遷入。

張欽鵬表示，老松國小的校史，一路走來可以說是台灣國小教育史的縮影，從台灣總督府第三附屬學校、艋舺公學校、老松公學校、國民學校以及國民小學。他進一步指出，若某一學校的校史中包含著公學校的歷史，一方面設立的年代較早，也代表該學校曾為當地的繁榮或人文薈萃之地，像是老松國小、士林國小及大龍國小，依循著「港口、廟口、市街、學校、社區」的發展模式。

老松國小曾在民國55年時，創下一年學生人數1萬1150人的紀錄，號稱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學」，每班班級人數曾高達90名學生。張欽鵬說，那時候連校長室都拿來當教室，校長則在穿堂裡隔著屏風辦公。

老松國小當年造成學生額滿的原因在於，當時還需要考初中，因為老松的升學率非常高，90名學生中，在籍生有70位，其他則為越區就讀或重考。

 

老松國小

經典八爪溜滑梯

最為經典的是，一般國小多設立大象型溜滑梯，附有兩個滑道；老松國小為了因應這麼多的學生，下課時間還必須動員老師維持秩序，在民國50幾年時，做了一座洗石子材質的八爪溜滑梯，也就是共有八個滑道的溜滑梯，一次就可以滑下八個小朋友，避免小朋友下課排隊等太久。這個八爪溜滑梯在國內不僅罕見，現亦已成為老松校友回母校必去回味小學時光的地方。

民國57年實施九年一貫教育，再加上政府推行家庭計畫以及東西發展的差異，造成老松國小的學生人數銳減，目前只剩五、六百名學生。

從學堂到近代學校，張欽鵬認為，整體而言，日本普設公學校後，讓台灣的教育漸漸普及，儘管帶有殖民主義的意涵，但對於台灣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亦有不可抹滅的功勞。

老松國小八爪溜滑梯

【矛盾與曖昧，百年前後文青竟如此雷同】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1915年，發生噍吧哖事件，這是日本在台殖民史上發生規模最大、死傷最多的武裝抗日行動，自此以後未曾再發生武裝抗日。

1915年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台灣從武裝抗日轉變成「文裝抗日」。

台大台灣文學所副教授蘇碩斌與學生在課堂上透過專題研究的方式，找出100年前知識份子的日常生活，並彙整成「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乙書。蘇老師在接受「Ramble Taipei 漫步台北」專訪時，為我們做了這本書的導讀，勾勒出百年前的文青夾雜在傳統與現代交替，掙扎於往左或往右之間，在多重文化力量的交錯下，形塑出特有的矛盾複雜樣貌。

蘇碩斌表示，100年前係自1915年噍吧哖事件後起算，文青也就是讀文學的知識份子。他們開始學會迎合與對抗日本，一方面不願意接受日本統治，對抗日本的熱血仍然存在，另方面卻又享受著日本統治後帶來現代生活的便利與舒適，默認日本統治權的正當合法。

批判、混搭、自由戀愛、泡咖啡店成為文青的重要特質。

空間的解放

「台北自台北城拆除後開始。」擅長歷史空間研究的蘇碩斌表示，台北城在1884年落成，是清代興建的最後一座府城，範圍包括現今中華路、忠孝西路、中山南路、愛國西路所圍的區域。

1905年，台灣總督府公布了市區改正計畫，並拆除當時台北城內的舊建築，像是清代府衙、文武廟等。為了拆除台北城，總督府首先拆掉西門(寶成門)，沒想到引發了民眾極大的反彈，仕紳四處奔走抗議，這也讓日本政府決定不再拆其他城門，轉而陸續拆除城牆。

過去台北的發展相當仰賴河流，河流流經之處往往就是繁華之處，像是艋舺及大稻埕。1914年城牆拆除後的台北，開始了公路及鐵路的發展；市區改正、馬路拉直開通後，台北也由原本的南北向發展，改為由西向東發展。

「城牆的拆除，象徵著空間的解放，同時也解放了思想。」

新舊文學論戰

1923年，台灣留學生在日本東京創辦「台灣民報」，開始討論如何定調文學，引發新舊文學論戰，使得台灣文學開始進入全新時代。

新舊文學論戰點燃了新舊文青間的戰火。新舊文青的差異在於養成背景的不同，前者接受日本新式教育、學習白話文；後者則是接受傳統漢學教育、以古詩詞為主。因此雙方對於文學的功能、價值，以及台灣未來走向的論辯與思考也就有所差異。

 

書店延續新舊文青戰場

台灣過去並無新式書店，流通的只有科考或醫象用書。台灣第一家新式書店「新高堂」，是由日本人所開，主要壟斷著小學教科書及政府採購書籍。

新文青代表人物蔣渭水，其原在大稻埕大安醫院開業，並在大安醫院旁邊開了家文化公司，引進文化思想的雜誌圖書，像是新民會的宣傳刊物「台灣青年」等。大安醫院的一樓曾經是「台灣民報」的編輯所。

1925年，「台灣民報」銷量爆增，必須另謀地方、擴充報務，蔣渭水隨即將原編輯台改為書台，開了台北第一家新式漢文書局「文化書局」， 其所進書籍除了三民主義、孫中山寫真外，還有許多資本主義經濟的沒落與階級鬥爭之原理等。

文化書局開業一年後，舊文學的代表人物連雅堂也開了家「雅堂書局」，書局所進之書承襲其保存漢文化的理念，所有圖書堅持訂購自上海各大書局，書籍中還包含當時最紅的禁書-三民主義。

接受日式現代教育的蔣渭水，文化書店中徘徊的不乏日本政府派人緊盯的哨子；而標榜漢學、抗拒日人統治，而且拒賣日文書籍的雅堂書店，最支持的客群竟然是日本人。

混搭風格流行

日本剛開始統治台灣時，並未強制台灣人剪去辮子，但因為留辮子無法常常洗頭，相當不衛生。日本人害怕不衛生的辮子造成疾病流行與日人的傷亡，因而開始倡導剪辮。

由於剪辮後就要換服裝，對於民眾而言，不啻為一筆很大的開銷。1911年，台北仕紳與日本政府達成「斷髮不改裝」的共識，也就是先剪辮子但不換衣服。當時還曾出現仕紳們排排坐，率先剪去了辮子，但剪完髮後卻發現髮型與中式長袍馬褂或台式長衫裘褲，顯得格格不入。

在經濟與造型的考量下，這群人開始一步一步換造型，像是長袍搭西褲、棉襖搭圍巾、馬褂搭皮鞋，見面時則喜歡彼此打量著，學習對方如何穿搭，從此台灣開始進入混搭的年代。

強調自由戀愛

日本的統治也帶來了公園的設置，座落城內正中央的「台北公園」在1908年落成，因與圓山舊公園相較，俗稱「新公園」。對於民眾而言，公園就是可以自由進出的空間，不僅提供了散步的地方，藉由自然的花草、清新的空氣調養身心之餘，公園更成為談情說愛的必去之地。

在那個年代裡，沒有網路、沒有電話，「自由戀愛」成為摩登術語，談戀愛必須約會見面，當時請願設置公園的社論，也曾迂迴地提到公園對於談戀愛之必要。

庶民文青泡咖啡廳

咖啡廳是當時城內重要的文化象徵。當時還流行在咖啡廳裡頭改裝出一塊跳舞空間，搭配著鋼琴聲與爵士樂，泡咖啡廳跳舞成為文青最愛做的事。這類型的咖啡廳以新公園旁的公園獅咖啡為代表。

1930年代後，曾參加罷工、罷課、倡議婚姻自由的文青，面對自己年歲日長與一事無成的窘境，只能遁入咖啡廳等聲色場所中，叫來女給陪坐。沒想到，女給中竟出現社運場上一起高聲抗爭的女同志，更讓這種矛盾糾結的更複雜。

上流文青到總督府吟詩作對

蘇碩斌指出，左派的庶民文青泡咖啡廳，右派的上流文青則被請總督府與殖民統治者吟詩作對。

由於漢學是日本知識份子的頂級素養，高級知識份子往往以能吟漢詩自豪，歷任台灣總督為了展現其高尚的漢字文化能力，喜歡邀請吟寫古典漢詩的文人，到總督官邸召開詩會。

有趣的是，受邀參加詩會的文人多為接受漢學教育、抗拒日本統治的舊文青；而在街頭上抗議的，則是接受日本新式教育、學習白話文，到處被日本政府盯哨的新文青。

「矛盾與曖昧」

蘇碩斌指出，臺灣自清康熙時加入中國版圖後，大致景觀沒有什麼大變化，生活樣式也差不多；日本統治後則起了很大的變化。

因為日本人帶來現代的統治方式，使得民眾教育與生活方式開始出現改變。相較於過去，日本人所帶來的西方文明對於人的生活是比較舒服的。

從許多小說中可以反應出，當時的文青並非完全順服或完全接受日本統治，卻又認同日本殖民統治的生活；同時還懷念著中國統治時期，然對於當時積弱不振的中國，則帶種恨鐵不成鋼的無奈。

矛盾與曖昧可以說是百年前文青的最佳寫照，蘇碩斌笑著說，沒想到百年前後的文青特質竟如此雷同。

我們如今看到臺灣許多複雜的情況，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蘇碩斌認為，現在的台灣應學習當個小國、當個弱者，學習該如何在強權間生存；對於個人而言，活著才是最重要的，要好好地對自己負責而活，並非混亂地過生活。

【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專訪國立臺灣博物館館長陳濟民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自1908年成立迄今，已經有108年的歷史，不但歷經戰火與政權的更迭，更是臺灣750個博物館中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見證了臺灣百年來的發展。

為進一步瞭解臺博館的歷史與寶物，「Ramble Taipei漫步臺北」特別專訪了國立臺灣博物館館長陳濟民，為我們介紹臺博館的歷史、建築特色與鎮館之寶。

臺博館在成立之初，主要為紀念縱貫鐵路全線開通，而設立總督府博物館；1918年，在原臺北大天后宮舊址上興建「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臺博館亦遷入於此；1949年臺灣光復後，改名為「臺灣省立博物館」，隸屬於臺灣省教育廳；1999年精省後，臺灣省立博物館改隸文建會後，改名為「國立臺灣博物館」。

融合多種古典西洋建築元素的特色

臺博館是座融合多種古典西洋建築元素的建築體，整體建築平面配置呈「一」字形，正面面對館前館，背向二二八和平公園。

博物館外部造型採希臘復古樣式，入口正面為希臘神廟式的建築樣式，入口有六根巨大的多立克柱式與華麗的山牆為主要的特徵，再搭配羅馬圓頂，塑造出莊嚴神聖的感覺。

陳濟民指出，臺博館的中央大廳是建築精華所在，大廳四周環繞有三十二根高聳的柯林斯式柱式，站在大廳中央，抬頭仰望，圓頂之下是一面彩繪玻璃天窗，日光穿過彩繪玻璃，在大廳地面投射出炫麗奪目的光彩，讓整個大廳顯得高貴而華麗。

典藏品象徵著博物館的心臟

臺博館屬於自然史博物館，目前共有11萬5千多件典藏品，其中有2萬多件於日據時期留下。

陳濟民表示，典藏品代表博物館的心臟一樣，心臟夠強，博物館就強。「鄭成功畫像」、「康熙臺灣輿圖」及「藍地黃虎旗」向來被視為是臺博館的鎮館三寶，臺博館在2010年將這三個寶物提報文化部申請為國寶，當時僅「鄭成功畫像」及「康熙臺灣輿圖」通過，「藍地黃虎旗」則被「保留再審議」，今年3月終於通過審議，成為國寶。

1.鄭成功畫像

臺灣現存的鄭成功畫像很多，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的「鄭成功畫像」是鄭成功臺南時命人繪製而成，創作年代約在清代前期、17世紀中葉左右。這幅也是鄭成功生平唯一請人幫忙畫的畫像。一般認為，這是目前最接近鄭成功本人的畫像，陳濟民打趣地說，這幅畫像很重要，往往只要在中荷對戰的棒球場上，就可以看到鄭成功的畫像飄揚，因為當初就是鄭成功趕走荷蘭人。

鄭成功畫像(國寶)                               

圖片由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2.康熙臺灣輿圖

臺博館第二件鎮館之寶為「康熙臺灣輿圖」。這幅畫係清康熙皇帝命人依據臺灣自然人文風情所繪，長5.36公尺，寬66公分，唯一山水彩繪單捲軸的地圖。陳濟民說，從這份地圖中，可以看出臺灣從南到北的地理風貌，包括山川地形、不同的聚落、交通工具，以及平埔族人的經濟交易與生活情形，估計是18世紀初期完成。

康熙臺灣輿圖摹本(國家重要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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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藍地黃虎旗

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時任臺灣巡撫唐景崧與地方仕紳為了抗日，成立臺灣民主國，當時請人畫了三幅藍地黃虎旗，旗身長3.15公尺、寬2.63公尺，分別放在基隆砲臺、淡水砲臺及唐景崧的巡撫衙門。

當時抗日失敗後，位於基隆砲臺的藍地黃虎旗子被日本人帶回日本皇宮鎮天府做為戰利品，其他旗子則不知所蹤。1909年，臺灣總督府申請日本皇宮特許，請日本畫家高橋雲亭摹擬那幅黃虎旗，再將摹本送回臺博館。

陳濟民表示，高橋雲亭的摹本可以說是一忠於原作之作品，只要原旗哪裡破、哪裡缺損，摹本亦同。而原旗破損的原因，推估可能是歷經抗日過程的砲火，已很難保存完整。

根據當時報紙報導或文獻，摹本幾可亂真，兩者之間難以辨識何者為正本、何者為摹本。據了解，當初日本皇家的那幅原旗目前下落不明，也就是說，臺博館所珍藏的高橋雲亭版摹本已是目前最接近原本的作品，這幅摹版也在今年三月被文化部認證為國寶。

臺博館在2012年著手修補這幅藍地黃虎旗時，在卸下裱框後才發現，原來這幅旗為兩面旗，推測當時的原旗應亦為兩面，且兩面相互對應，僅老虎的眼睛不同。原來有一面黃虎的瞳孔為彎月形，象徵日間虎；另一面黃虎的瞳孔為圓形，象徵夜間虎，兩面虎旗象徵著日夜護國、夙夜匪懈之意。

此外，除了目前高橋雲亭忠於原作的歷史性版本外，臺博館目前亦藏有1953年林玉山前輩畫家改繪版及2013年由臺博館同仁透過電腦模擬的數位重建版。林玉山的改繪版係經過考證後，補齊藍地黃虎旗的缺漏，包括黃虎已呈現四隻腳且色彩經過處理，這也是目前形象最完整的黃虎旗版本，很多文創商品多用這個版本。而數位重建版，是透過現代科技的運用，可以說是最接近原旗的作品。

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國寶)
圖片由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4.柯象木乃伊

除了鎮館三寶，臺博館還有項特別的寶物-「柯象木乃伊」。柯象出生於1837年，生前為一乩童，不到40歲即過世，地方相傳其為玄天上帝的化身，因而將其製為乾屍，供奉在雲林縣大埤鄉的玄天上帝廟。

1902年雲林發生土庫事件，當地民眾為了抗日，以柯象為號召，但沒多久即告失敗。日本政府當時除逮捕抗日民眾，並將柯象木乃伊扣押在日本的警務機關，光復後則放在警察專科學校。

1994年時，柯象木乃伊原欲要移給國立歷史博物館，由於屬性不太合，因而輾轉移給臺灣博物館。經過臺博館七年來的文獻與實證考查，才使得柯象木乃伊的身世解謎。

據說，篤信柯象神靈的雲林大埤民眾，自土庫事件後，百年來即鍥而不捨地尋找柯象金身，甚至曾多次赴日尋找；直至臺博館為柯象木乃伊的身世解謎後，大埤民眾才知道原來父老們口耳相傳的地爺公金身在臺博館。陳濟民說，臺博館為配合地方民情，在每年固定時節，都會舉辦讓地爺公返鄉的活動。

柯象木乃伊
圖片由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百年老館展新局

陳濟民表示，臺博館雖為百年老館，但近年來亦面臨許多困境，像是臺北的文化場館很多，呈現百家爭鳴情況，有許多臺北市民眾幾乎未曾造訪過臺博館；再加上，臺博館本館總面積只有1000坪左右，展場面積不足。

因此，臺博館在2005年啟動了「臺灣博物館」系統計畫，透過加速土地開發及都市計畫容積轉移等方式，來保存古蹟與活化文化資產，建構首都文化核心區臺灣博物館系統。

除了本館外，「臺灣博物館」系統計畫包括：現今位於襄陽路上的土地銀行展示館（原勸業銀行）舊址、南門園區(原公賣局倉庫)以及臺灣鐵路局舊址（原鐵道部，位於忠孝西路及塔城街口），三者整合成具有臺灣主體性的「臺灣博物館」系統。

土地銀行展示館目前定位為自然史館博物，展示著小朋友最喜愛的恐龍與古生物；南門園區則展示著過去日據時代專賣樟腦與鴉片的歷史。鐵道路則將於近期內開放部份地區，供民眾參觀。